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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困难的决定？蔡英文宣布延长兵役年轻人不买账******
中新网12月28日电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27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时隔744天召开记者会，宣布从2024年1月1日起，200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役男，义务役役期由4个月延长为1年。台湾舆论对这一改革批评声浪不小，“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也已经成为了台湾年轻人的惯用讽刺语。
蔡英文。图片来源：台湾中时新闻网 杜宜谙 摄蔡英文：无比困难的决定
年轻人：还不都是你造成的
蔡英文在记者会上声称，延长兵役是“无比困难的决定”，还称“只要台湾够强，青年就不用上战场”。
岛内年轻人对蔡英文的说辞并不买账：“还不都是你造成的。”
有台湾网友直言：“问题不是服役多久，问题是为何走到兵役要延长，是谁造成的。答案大家心知肚明”。还有网友讽刺，“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为了美国优先，台湾人年年缴保护费、吃莱猪、献上台积电……结果老美还嫌不够……”。
台湾网友评论截图此前，也有岛内民调显示，针对“若两岸开战是否愿意上战场”问题，高达65.2%民众表示不愿意，其中20至29岁不愿上战场比例高达七成。
暨南国际大学公共行政与政策学系教授柯于璋表示，那些反对“九二共识”的人从没能拿出一个像样的主张，只会叫嚣、反对，最终也只能把两岸情势逼到墙角；这些人不仅拿不出像样的主张，还只能靠延长兵役壮胆，声称只要台湾强盛，年轻人就不用上战场。
延长兵役的背后，
“选票”和“美国人”扮演什么角色？
有台媒分析，为了争取台湾人对延长兵役的支持，民进党当局洋洋洒洒写了26页的说帖。然而，除役男薪水大幅增加，役期纳入劳保年资，还提出分年分期入营，大学4年同时完成学业与役期的构想，摆明讨好役男与家属。
《中国时报》刊文称，让念大学的役男兼顾学业与役期，就是在抢短线，只为2024年选举。这个构想若要可行，最可能的办法就是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去当兵，等于将役期拆成分期支付，这样训出来的兵，比现在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还不如，防务部门怎么会答应？当局难道不知道方案不可行？但仍释出研议讯息，目的就只有一个，降低2024年“大选”对民进党选举的冲击。这是标准的选举计算。
而对于台湾宣布的征兵改革，美国白宫发言人在回复台湾“中央社”询问时表示“欢迎”。这名发言人声称，美方会依循“与台湾关系法”与“一个中国”政策承诺，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
岛内网友纷纷就此吐槽，“摆明了美国把台湾人民当炮灰在看”“台湾延长役期 美国表态肯定 民进党完成主人任务”“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募兵装模作样大可精简，改征兵浪费年轻人宝贵青春作美国梦数馒头？”
对此，有台湾学者分析，目前台当局的作法，只能暂时缓解来自华府的压力，相信后续华府仍会持续针对台湾防务支出、建军规划、装备采购、战术战法与役期等项目，进行“关切”。
资料图：台湾陆军学员训练画面。图片来源：台湾中时新闻网备战可以避战？
和平才能避战！
台湾《中国时报》28日的一则评论直指，自蔡政府上台以来，持续操作“抗中保台”；但蔡政府从来不诚实告诉民众，搞“抗中保台”不是“请客吃饭”那么轻松，绝对是要付出代价的。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28日也发表评论表示，“兵役延长”一旦落实，它只是个起步，台湾未来必须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继续增购武器，也让台湾成为美国的军火库。
“备战才能避战”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思维，要备多少军备，征募多少兵力，才能达到“避战”的效果？如果台湾确定要用“备战”的思维，那么未来防务预算必须大幅提升，“延长兵役”为1年绝对不够。
张亚中说，台湾人民很不幸，有一个以美国马首是瞻，不在乎台湾命运的领导人；有个唯唯诺诺，看到美国就只会点头遵命的政党。两岸关系是台湾的生死大事，但民进党当局只会用“延长兵役、增加军备、依靠美国”等陈旧方法来因应，拱手将台湾的未来交给美国来操盘。
“用创造两岸和平来确保台湾安全才是唯一的思路。”张亚中最后说道。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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